逃离北上广-第3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锪耍藕迷诒本┙滞坊欤绻皇潜本┐匆嫡叨怯慰停且驳米暗孟窀霰本┤硕铝嘶鸪捣苫⒓窗焉嗤芳饩砥鹄矗俺霭敫霰本┣焕茨媚笞抛约海伦约罕坏背伤镒印！�
官气熏庙堂
让我们从江湖回到庙堂。之前就说过，官味已经渗入北京的肌理，这座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官味无处不在。在这城里当官的身上，自然就更明显了。
平头小百姓每天睁眼闭眼地过日子，也不定能真正接触到多少头顶“官”字的人。不过，来北京投资的外省商人们，可就真有发言权了。
2004年“两会”期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就专门邀请了北京市政协委员施祖麟，在线谈“优化北京发展环境”问题。施祖麟说，北京有三资企业18000多家，港澳台侨占了67％和32％，但是数量上跟江苏、上海和广东等南方地区相比仍差得很远，这方面的投资要少些。其中的原因不乏如下几点：一是这些港澳台侨的企业认为北京市整个政府职能有了很大的改变；二是觉得审批部门太多，手续太繁锁，整个服务效率低下；最后一点就是台商反映北京做官的官气比较大。
对此，施祖麟也“检讨”了其中的原因：过去大家都感觉北京是在皇帝脚下，重官轻商的意识比较严重。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你爱来不来，反正有人来。这种观念下，对外商、港澳台资都不是那么的热情，不像苏州昆山那样，提出的口号叫“轻商、安商、富商”——企业的事情找到市长，市长就帮助他干，工商税务等部门，只要你有问题也会帮着干。但在北京，北京官最大了，可能找市长不容易，但是委办局的领导也很难找，加上有些部门之间的协调差一点了，许多事情就让老百姓感觉像在踢皮球：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
对于京城的“官僚主义”，署名为“香山紫烟”的网友发表了一通颇为逗趣的言论。他说：“我不爱来北京，真的就因为自己的官太小。”因为官小，他很无奈地在北京吃瘪了。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1998年，他因为参加国家某协会的会议，就顺道进了京城。在宾馆报到的时候，遇到一位负责接待的处长，此前这两人曾见过面，还一起喝酒划拳，但是“不到一年，他就把我忘了，问我啥级别？那时我还是正科级，就如实说了。处长说，我们这是国家级的会，你不够级别的。不够级别自然不给安排食宿。头儿有些尴尬，说，你们的会议通知并没说谢绝县处级以下干部参加的啊。解释了半天没用。人家床铺不够。处长碍于情面，做了让步，说你可以参加会议，但必须到外面吃住，做为基层的同志，一生参加一次国家级的会不容易。我一听，差点哭出笑声来”。
在很多人眼里，这可能都不算个事儿，因为这在北京也已司空见惯。
实际上，北京的冲天“官味”，你都不用直接和大小官员们接触，去城里的旅行社转转，也能“深有感触”了。
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魏小安就做了一番分析：北京市场太“官气”，上海市场太“民气”，广东市场太“商气”。
魏小安认为北京旅游市场是“三大一小”，旅行社只盯住“三大”——大款、大官、大鼻子，最终却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北京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和外地旅行社的经营观念差得太远，常常看不到百姓视角。旅行社基本上把“三大”作为主要客户，所以都在高楼深巷里，甚至都没有“找一间临街的房子，把旅行社的牌子竖起来”的概念，因为它不需要这一套。到外地一看，旅行社的招牌满街都是，因为它面对的是老百姓，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市场观念形成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经营方式。北京1100万人口中有300万人口是在郊区县，这300万人口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这么大的市场摆在那里也不想去挖掘，一天到晚只盯着现有的“三大”，这就形成了一个小市场的格局，这也和北京那种官商意识有关系。
上海和广东的景象就大为不同了。魏小安说，上海旅游市场的特点就是“两小一大”：“两小”一是小市民，二是小算计，也就是“民气”，但它却培育了一个大市场。而广东旅游培育了“三大”，即大市场、大旅游、大格局，概括起来说，广东市场就是一个“商气”。
虽说北京的旅游市场“官气”有余，“商气”不足；然而，京城高校和学术界却是这两大气味都沾染了。
易中天虽表示赞成学者、科学家“学而优则仕”，但同时认为“‘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学就该言学，不能吃着碗里想着锅里，更不能做着学者却想着摆官谱过官瘾”。可是，“北京学术界却真有这样的人”，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
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区某民营书店里偶遇一场民间举办的作品讨论会。民间活动，又在民营书店举行，应该颇多“民气”吧？然而不，官气十足。巴掌大的一块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与会、旁听四个区位。主席台上，依官方会议例，摆了写着姓名的牌子，几个文坛领袖、学界泰斗、社会名流仿佛登坛作法似的，严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对号入座，一个秘书长之类的人物则煞有介事地宣读官腔十足的贺信贺词。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正如鲁迅先生曾说的：“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所以，北京学术界历来就有“近官”甚至“进官”的传统，而于今尤甚。
退一步说，学者尚官，也不是什么大罪，但如果因此误人子弟，就罪该万死了。各大媒体就曾报道过大学里的横生怪象：有的校长掉进基建项目的腐败泥淖中，有的博导惹上了“潜规则”女生的官司，有的学校明码标价地开出了学位买卖的“店铺”……大学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2010年4月，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时，说：“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句话被不少人认为不过是又一个身居高位者“下台”后说些不痛不痒的真话，说得再动听也只是“马后炮”。
但《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李星文认为“这样的责难有些想当然”——许智宏在任时就曾在一个校长论坛上说过，“北大何时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表”。
李星文为此撰文写道：“大学之内官气弥漫，是大学行政化运作的必然结果。为了追逐政绩，很多校长都像地方官员追逐GDP一样梦想着把大学‘做大做强’，校园里的高楼大厦和教学设备一年比一年豪华，教授们出版著作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一年比一年更多，只是学校的学术水平和毕业生的质量并不见有真正的提高。大举贷款办学一度成了风尚，几年后很多大学负债累累，不是‘逼’政府埋单，就是卖地还债。”
列举上述种种怪现象，只是想要你对北京这座城市的“官味”有更充分的认识，使劲嗅一嗅，看你受不受得了。鼻子敏感，或者神经脆弱的人，似乎都不太适宜久居此城，容易急火攻心或慢性死亡。
3。大院深深深几许？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
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建国后迁入京城的新移民，早早地围地筑墙，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院中之院，墙中之墙，再一次构成了继四合院之后，北京城的另一副骨骼和框架。同时，也从这里孕育出了影响北京半个世纪的大院文化。
新中国刚成立时，军人享有特殊的权力和地位。尽管“打江山”的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贫苦家庭，但他们的子女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红色贵族文化”。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朱大可在他的新书中点评得很到位：“身份的优越感、地位的傲慢、家族的自负、对政治权力游戏的敏感和洞悉，所有这些元素都滋养着大院少年。在色调灰暗的大街上，军装显著地标定了他们显赫的身份，令这些‘动物’显示了‘凶猛’的表情，并在人民中散发出鹤立鸡群的气息。”
跑马占地
当画家陈丹青听刘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的孩子”，而说起她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就觉得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刘志丹是她的亲叔叔。陈后来才明白，解放后，一些领导人和社会名流的家，也安在胡同。
与平民的大杂院不同，这些宅院大多独门独院，与邻隔绝，且多经过改造，有专用锅炉、厨卫设施。就因为刘家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
陈丹青后来在《退步集》里感叹说，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知道什么是好住房。比如康生的庄园，现在开放，叫“竹园”宾馆，就是昔日的王府。小德子、盛宣怀住过，里面有大树、老树，各种奇花异草，水池、台榭、回廊。而上海、南京的好房子是西式洋房，也给第一代官员住满了。
但仅靠存量资源显然无法满足进城干部的住房需求，因此以单位为中心大规模兴建大院便成为一种选择。
在西长安街的延长线上，从木樨地北上，经白石桥到中关村，人们看到了首都北京的另一种城市景观。没有胡同和披着灰瓦的平房，也没有坐落在低矮的平房之中的王府或庙观。在这昔日的城外荒郊，大道两边，围墙连着围墙，院落连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