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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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庆赞袁世凯：忠义之气犹见眉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下罪己诏，开党禁，解散皇族内阁，任“袁总理”，荣庆充任顾问大臣。此时袁世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荣庆却赞他：“忠义之气犹见眉宇”。
南北议和期间，孙中山的民国政府已无意约束袁世凯，同盟会早已分崩离折，无法发挥作用，大多数人如黄兴等极力主张跟袁妥协，汪精卫则怀疑孙中山有名利思想，“当面斥孙公”，讽刺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袁世凯把孙中山请到北京，给以总统般隆重礼仪相待。一个多月时间，谈话十余次。孙每次讲话，袁总是随声附和，谦恭异常。孙说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他亦不加思索，连声赞同，以至孙起了疑心，问梁士诒，梁沉思片刻答说：“先生为南方人，总统为北方人，南方多大地主，北方为中小地主，因此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总统并不觉得有何不可。”孙听后恍然，打消对袁的疑虑，对袁说：“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希望您当十年总统，十年之内我筑成铁路二十五万里，您练精兵五百万。”
宋教仁临终前致电袁世凯，对其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宋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在上海时，陈其美要他提防暗杀，他还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
辜鸿铭在北大教授会议上说：“如今没有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人们以为他复古倒退，是守旧人物。张勋复辟的时候，辜在外交方面很卖力，梁敦彦保荐他做外部侍郎，张勋说：“辜鸿铭太新了，不能做侍郎。”
范旭东兴办实业，抵制外货，虽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对于工人的福利设施仍很重视，例如办了食堂、医院、小学、宿舍、补习学校等。有一次黎元洪总统到其厂参观，称赞他们的工人福利办得好，说：“工人吃的馒头，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样。”
邢宝斋为段祺瑞家仆，对段的发迹不以为然，常在外人面前提起，他当年在段父军中当管带，段也随在身边。当时段祺瑞一天到晚鼻涕拉塌的，挺不起眼。邢宝斋实在看不上他，就说：“你这叫什么少爷呀！一点也不爱干净。”可段总不改，邢气极了，就说：“你这个鸟样！”邢总说这些事，有人听得不耐烦了，便说：“你不是看不上他么？他如今惊天动地，而你如今还得上街卖笤帚。”这句话把邢宝斋堵得没话说，只好结结巴巴：“咱也不知道他有这一天呀！早知如此，也对他好点呀！”
1918年冬，李大钊和一些人在北京大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第一次集会是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举行的。成舍我也去参加了这一次集会，散会后他跑到第一宿舍（沙滩北大东斋）把帽子一扔，对几个熟人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今天开成立会了。这个主义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主义，我可不赞成。”此后他就没有去参加过。
1919年冬，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打工。工作之余常向大学教授、学生领袖们请教，但遭受白眼之辱。几十年后，记忆犹新，他跟人说，当时不仅傅斯年、罗家伦这样跟他年龄相当的学生领袖，“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就是胡适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竟不肯屈尊回答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助理员”。
司法总长罗文干“金法郎”一案导致王宠惠内阁出现危机。在这个好人内阁辞职前夕，几位重要的阁员自王宠惠以下，如教育总长汤尔和、外交总长顾维钧、内政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等人，齐集在顾维钧家中，商议应付罗文干被捕事件，其中以汤尔和的态度最激烈，主张全体辞职援助罗氏。王、顾比较温和，因汤为医学博士，王对汤说：“你是医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的目的是救国！”书生论政，一时传为笑谈。
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于1920年2月上书陈炯明，提倡计划生育。他在倡议中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强调节育，节育的目的在于优种，此时陈炯明有儿女十余人，接到此书后，认为是讽刺自己，斥为谬论，并对身边的人说：“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蒋光赤的革命小说出版，革命者中几乎没有人看。大家对蒋和他的文字，对一般新文学，都怀有很深的成见。陈独秀翻一翻《少年飘泊者》，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
张国焘初到鄂豫皖根据地，就指挥红军战士打了几次胜仗，一时有中央来的“赛诸葛”美誉。有一次，独立团的官兵打胜仗后回驻地，沿途农民向战士祝贺，看见张国焘坐在轿子里，有人以为张是被俘的土豪，说：“为什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好一条白肥猪！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20年代，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高长虹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胡适好谈政治，而所谈多搅浑水。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埋首于文字学，而站在党内斗争圈外。这种态度使其敌人说他为了骄傲，轻视他们，不屑与他们斗争。彭述之说他保持“东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于近代斗争之用。
陈济棠跟胡适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要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胡适说：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陈说：“你们都是忘本！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1931年9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后，与天津学生请愿团一起到中央军校见蒋介石，高崇民慷慨陈词请蒋率兵北上，收复东北失地。他说：“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蒋面红耳赤，老羞成怒，说：“东北失掉，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如此一来，请愿团更加愤怒，群情鼎沸，呼喊叫骂之声，不绝于耳。
胡适在北大当校长时，学生们闹学潮，到办公室把胡适包围住，胡适说：“你们再不离开，我一个电话打出去，你们就要被捉起来。”
你觉得太闲空，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郁达夫带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与王喜欢交游的性格颇有抵触，郁达夫对她说：“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王让他给她找工作，郁达夫就说：“你既觉得太闲空，不会去找些白米来数数？”
1932年，潘兰珍与陈独秀吵架回家，她与陈独秀已生活了两年多，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就是陈独秀，平时只管叫他“李老头”。她年仅24岁，比陈独秀的大儿子小10岁。陈独秀被捕，成为社会上的重大新闻，她与娘家人也整日谈论不休。她甚至说：“陈独秀太自傲了，这回免不了杀头！”潘兰珍的父亲从街上买回一张报纸打开一看：“陈独秀已押到南京受审。”下面是陈独秀的照片。潘兰珍见到照片，一下子惊呆了：“原来陈独秀就是我老公！”
陈独秀在狱中，监狱方面不允许其保外就医，而且不准亲属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陈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一些，他抗议“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
1933年，章太炎的高足吴承仕办《文史》杂志，又研究唯物辨证法，引起一些老教授的嘲弄，包括他的同门钱玄同。钱写三字联“普罗学、唯物观”给吴承仕，吴不明其意。钱说加上你的《文史》，不就是“普罗文学，唯物史观”吗？长着肥硕大头的钱玄同曾说：“头可断，辨证法不可开课！”鲁迅说：“何妨赌肥头，抵当辨证法。”
蒋廷黻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