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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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斗争的发展，随着环境的日益艰苦，党内的分化也更加明显了。由动摇走向叛变的井助农、孙绍山、营子硕等人咒骂共产党，恫吓党员，并准备出卖党的组织，向敌人卖身求荣。党依靠群众，同他们展开了坚决斗争。支部派孙绍山的亲戚朋友到齐家湾，向其父亲、兄弟交待党的政策，同时警告他们：如果孙绍山胆敢对党的组织下毒手，红军游击队绝不轻饶他，到时孙家恐难在此立足。孙的家人对他施加压力，其父对他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如果你敢抓安定县的一个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家老小的命可都捏在你手里。孙绍山，井助农和营子硕等人，只得逃到横山绥（德）米（脂）一带。
还有个别人经不住物质诱惑。接替我负责支部工作的刘昌汉转移到苏区工作后，侯仰桓、史宗贤和营尔雄三人，私分了红二十六军杨琪等人捎回的安家银元及贵重物资。组织令其交出时，他们无法退还，又不改正错误，有的投降了敌人，有的脱党。
叛徒及败类威胁着组织的安全，支部被迫转移到郊区的冯家屯、西门坪、河东一带继续坚持工作。
中共瓦窑堡党支部在险恶的环境中，没有被敌人摧垮，也没有被叛徒吓倒。他们工作的更加艰苦，也愈发出色。为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不愧是瓦窑堡人民的优秀儿女。
●我任安定县北二区区委书记
1932年，特委派我到安定县北二区任中共区委书记，需要以“薛家渠二十三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出头露面。我把瓦窑堡支部工作交给了刘昌汉等人后，用两个月的时间准备参加县上的小学教师招考。不久，在考试中我榜上有名，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被委派到薛家渠二十三小学任教。
安定县北二区与安定、绥德、清涧、横山四县接壤，东至老君殿，南至官道峁、玉家湾，西至角峪岔、石湾，北至大理河川的三黄峁、周家岭。南北是山，东西是小河川。绝大部分好地和川地都被薛家渠和角峪岔的几户地主霸占了。百姓受重租、重税的盘剥，生活极为贫困。不少人背井离乡，要饭逃荒；不少人鬻儿鬻女，以求糊口。
早在1927年，谢子长领导的安定县农民运动，就使北二区的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后来在共产党员薛毓瑞、李景膺、贺秉章、薛振昌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北二区的党团组织发展健全，工作开展的比较深入。
薛毓瑞出生于一个拥有3000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家庭。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北二区的区长。他免去贫、雇农的租税，领导全区农民抗粮、抗租，惩办恶霸地主、打击土豪劣绅，深受当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被称为“救命恩人”。
担任区政府书记官的李景膺是薛毓瑞的得力助手。他足智多谋，在复杂险恶的环境里，仍然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决议和指示，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北二区的党、团组织遭到破坏，革命群众遭到镇压。但这个地区党、团组织始终非常坚强，群众基础也很好，地理条件又有利于游击战的开展。因此，当中共安定县委派我来任区委书记时，曾指示我要把薛家渠第二十三小学改造成为党的活动基地。
●小学教师
当时的薛家渠第二十三小学掌握在民团头子折可达和土豪劣绅雷治富、薛俊英手中。薛的外甥把持学校大权，教学内容全部是封建旧文化。
中共安定县委指示我要首先从改变教学内容入手。我们组织安定县第一高小、瓦窑堡第二高小的进步教员出面，向县教育局提出：要求遵循中华民国的有关规定，改变第二十三小学陈旧落后的教学内容，实行新学制。这一要求合理合法，县教育局不得不责令该校照章办理，并同意派我到学校任教。但盘据学校已久的恶霸势力，以及死守封建糟粕的无能之辈，不甘自动退出，暗中纠集准备和我们较量一番。
当时的中共北二区委由我任书记，薛毓瑞任组织委员，贺秉章任宣传委员，薛振昌任委员，大家决心完成改造学校的任务。
我们首先把30多个在校学生，分为4个年级，用教育局统一印发的教材代替旧教材，重新设立了语文、算术、自然常识、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
第一节是语文课。我请来前任教员，让他们试教新课本。这需要讲解课文，但几个“秀才”对新文化知识一窍不通，大眼瞪小眼，急忙作揖推辞。第二节是自然课，请他们上台讲解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结果东拉西扯，风马牛不相及。其浮浅无知的狼狈相，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我上台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叙述，向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新鲜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引起了听惯“之乎者也”的孩子们的兴趣，受到他们的欢迎。秀才、举人们无地自容，以各种借口逃离教室，剩下几个所谓德高望重者，也早已六神无主，生怕让他们上台示范新课本。
我对旧教员始终以礼相待，征求他们对课程安排的意见，并指出：你们不可误人子弟，要用新知识培养建国人材，方不辜负家长重托。他们连连称是，表示不再干预今后的教学工作，并同意我提出的由薛毓瑞担任学董的建议。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在校学生增加到50多人。
但斗争远没有结束。农历二月二俗称“龙抬头”，当地群众有写“祈雨祭文”的风俗。“祭文”过去一直是请秀才举人用文言文写。这次反动当局把写“祭文”的事交给了我，如果我这位教新文化的老师用了文言文，他们会指责我假进步；如果用白话文写，他们又会取笑我不懂老规矩。我和薛毓瑞共同起草了用白话文写的“祭文”，一改以往的内容和写法。文中说明天灾人祸虽都不利于民生，但“人祸”会促使天灾更加严重。我们详尽地列举了恶霸地主们的种种劣迹，指出这就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人为的灾害。只有社会改变，才会国泰民安，也才有可能战胜天灾，才能获得真正的丰收。这篇“祭文”有理有据，有板有眼，既没“犯规矩”，又没用文言文，使封建遗老遗少们哑口无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此事刚过不久，薛俊英请我吃饭。桌上摆满了肉丝炒粉条、油煎鸡蛋、养面饸恪、油糕等陕北上等酒菜。他大肆吹捧：“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让学校大大变了样。学生长进不小，赞不绝口”。我不卑不亢：“我不过尽了个人菲薄之力而已，照过去的教育法，毁我子孙、毁我民族。为改革教学我甘愿忍受误解、诬陷、刁难。”“李先生行为端正，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没人敢刁难，恐怕是你多虑了。”
“这半年，我可没少遭人暗算。”我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薛坐不住了，马上改变话题：“我们不谈这些。李先生贵庚？”
“不满二十”。
“想必日子过得不错了？”
“俗话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儿王’。迫不得已，去念的省立第四师范，而且全靠教员和友人的资助。”
“寒门出贵子嘛！娶亲没有？我做媒人如何？”
不等我答腔，他就喊：“冬梅，上油糕、饴恪！”随声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扭怩作态，我打心眼儿里觉得不舒服。薛低眉斜眼地说：“这是我侄女，还未定亲，你看如何？”
“婚姻大事，我做不了主，以后再说吧。”
回校后，我立即召集薛毓瑞、薛振昌研究这个情况，贺秉章因家住在较远的南沟岔，未能参加。大家认为，这是施的“美人计”，但为了稳住对方，进一步掌握了解他们的情况，巩固小学校这个阵地，一致同意了我提出的“将计就计”的意见。第二天，我给了薛俊英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此后，学校的工作少了不少干扰。
在两年的时间里，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党员由原来的五六个发展到30多个，吸收了不少觉悟高的雇农、贫农加入党的组织，如马生海等。史法直（原名郝新民）、强世清领导的游击队常利用小学校开展活动。我们和石窑湾折可达民团中的地下党员贺吉祥、栾新春等也取得了联系，及时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及时通报敌人的行动。我们终于使第二十三小学成为党的可靠基地。
●我在南沟岔庙会被捕
1933年6月2日，中共安定县委派赵福祥前来传达县委指示，要求我们在农历5月13日（即6月5日）南沟岔庙会上，在角峪岔到南沟岔之间30华里的地段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欢迎红军强世清、史法直所领导的游击队。北二区党委会经过再三考虑，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刚刚建立的秘密据点，是游击队人员和枪枝弹药的补充站，一旦暴露，损失不堪设想。但赵福祥没有分析区委的意见，严厉指责我们，命令我们要坚决执行上级的决定，区委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离庙会还剩3天，我们既无油印机等设备，又不知具体的宣传内容，赵说：你们克服困难，设备自己解决，宣传内容我也不清楚，你们看着办就是了。
我和薛毓瑞整整花了两个通宵，拟好稿并用左手抄写了200多份传单和标语。6月3日晚，我召集4个小组的组长会议，布置如何散发传单、标语。决定由薛振昌领导3个小组负责冯家渠到角峪岔地段，要在4日晚三更前把150多份标语和传单张贴散发完；由贺秉章负责1个小组，从薛家渠到南沟岔，重点是在南沟岔的庙会附近张贴、散发其余的标语和传单；我和薛毓瑞是抄写者，以防万一，先不出面。会上还交待了具体方法，嘱咐大家要注意隐蔽。
到了4日晚上，我和薛毓瑞感到心神不定，没有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