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的历史-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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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瞎子曾经加入过江西的轿夫结社“担会”，在创立边钱会过程中，也吸收了担会的某些组织方式。边钱会首领为头肩或老大，以下二肩、三肩依次排列，最小者称为“老满”。会中联络以半边钱作为暗号，一半为行令，一半为坐令，为会内聚散通讯之凭据，类似古代调动军队用的虎符。会众主要是乞丐或鸡鸣狗盗之徒。入会时，乞丐出米一升，窃贼出鸡一只及钱一二百文。入会后强者进行偷窃勒赎、弱者结伴强行乞讨。会内等级森严，每年五月十三、八月十五聚会，“老大乘轿而至，众皆跑迎”，边钱会的规矩十分严厉，把“不许抢劫、不许放火杀人”，列为首条，显然只是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极端措施，以危及全体会员的生命。会员的活动方式包括“肆窃勒赎，自定价值，不容事主较量；老弱残废者结伴强讨，稍不遂欲，卧地诈伤图赖；其有弹钱赌博者，包揽护庇抽头，供奉老大；受害之人或有具报到官，必公同设计报复；遇官府查拿，令善走者名为老满头探听消息，以便躲避。”很清楚，这些有组织的乞讨、偷窃、聚赌的活动，能有效地保证这批无业游民的经济收入和维持生活，并在受到官府威胁时得以躲避或报复。偷窃活动是边钱会取得收入的主要手段。“其名犯肆窃分作三项；白日行窃者，名为白线；黑夜肆窃者，名为黑线；沿途丢包掉窃者，名为边客。”这种江湖切口一直到民国时期还在沿用。边钱会在江西的势力很大。从嘉庆十年到道光十六年，仅破获的边钱会案件即达七起，有的甚至发展到使“各乡每年或出钱一二千文，蔌米二三斗分节付给，作为常规”，有了固定的收入。以后进一步发展到其他社会阶层。
贵州的“孝义会”这是边钱会在贵州的一个变种。嘉庆二十一年（1816）开泰县人王开机在古州厅地方与刘东海等人“为诱赌行窃，恃众逞凶、讹诈苗民”，纠邀二十五人买备鸡酒，歃血断香，盟誓拜会，规定，“凡在奉之人不许自相欺凌；遇有事故共相资助。若遇危急彼此相顾，不许畏缩；若犯会中条款，重则捆缚投溺河仙，轻则砍去手指脚趾；若传唤不到，公议处治”。也以半边钱设立坐令、平令、行令三项名目。“因系义乞之事，名为孝义会”；“又以会中号令以半边钱边据，又立名为边钱会”。至道光八年（1828），贵州仍有边钱会活动。道光八年，湖南人乞丐王朴头、罗大琥在松桃厅与乞丐孙老九等人会遇，起意兴立边钱会，“可以持众抢窃，聚赌讹诈，得钱分用”，纠邀二十一人拜会。规矩与孝义会相同，以王朴为大哥，称为帽顶。孙老九、王大满为人公道，名为大五、小五，小分赃物。通信传人仍以半边钱为号。”从贵州边钱会的名称变为孝义会，以及有大哥、帽顶等称号来看，它已具有口国噜、哥老会的某些色彩。
湖南的“红黑会”这也是一种以乞丐、窃贼主要成员的类似会党的组织。
道光九年（1829），胡三在湖南宁乡、善化一带创立红黑会。以后又改称南北会、串子会，同治二年又称为青龙会。道光十九年（1839），湖南宋乡县斥革武生丁魁邀同廖七纠合四十五人拜会，推丁为大哥。会中规定，会中之人，如出外行窃，事在黑夜者，名为黑会，其余名为红会，会内通信凭据也用半边钱，称为信钱。从红会、黑会的区别以及半边钱的使用来看，湖南红黑会也是边钱会的地支派。道光、咸丰年间湖南盛行的红簿教、黑簿教也属于红黑会。“心设立会教，皆盗贼倚为护符，所谓红会者即红簿教，素白昼持械抢劫之盗也。所谓黑会者即黑簿教，系黑夜穿窬偷窃之贼喊捉贼也。因有明暗之不同故，加以红黑之异号。”直到光绪年间，湖南仍红黑会的活动，有的改名乌龙会，或与哥老会相融合。
湖南的“丫叉会”这也是以乞丐为要主成员的帮会组织。丫叉会的创始人是赵瞎子。道光二十年（1840）二月二十一日，丫叉会分别在湖南东安、零陵、邵阳、武冈四州县同时拜会，分为四房，分别由赵瞎子、周鸿文、龙老六、于才召为道，各房会员各在杖头刻一至三个丫和一码口为暗号，以便互相区别和帮助。人数共达139人。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丫叉会能在四州县同时拜会，说明事先是经过较长时间酝酿的。
二丐帮种类（4）
江西、广东等地的“沙包会”或“沙钵会”其起始年代不详。道光二十年二月，李保庭等六十一人在江西崇义县结拜沙包会“各出钱六十三文，买备香烛酒肉，敬神结盟，以使聚赌行窃，互相帮护”。道光末年，广东沙包会首领王萧氏发动起义，不过这一丐帮组织已经同天地会发生了融合。
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处的“花子会”或“粢巴会”道光十六年（1836）有人奏报：“江西广信府属之上绕、广丰等县，福建建宁府属之崇安、薄城、松溪等县，浙江处州府属之龙泉、庆元等县，三省毗连之区、封禁山内有丐匪盘踞，号称花子会，俱系无赖之徒结党扰害。其会有大会首、副会首、散头目等名。大会潜往浙江金华府义乌、永康二县，行踪诡秘。每年五月十三日于僻静古庙聚会一次，蒸捣糯米为食，又名为粢马会。欲纠众讹作，则以竹筷缠扎鸡毛，上系铜钱一枚，分头传示。会中人见即赶往，有吃水放水之称。此会转入彼教，有钻圈跳圈之号。居民不敢告发，地方官不甚置意，愈聚愈众，难保日久不滋生事端。”可见这些地区的丐帮已具有严密的等级制度，定期聚会，并有黑话暗号，各个丐帮之间划分势力范围，进行有组织的强行乞讨活动。
湖南的“孤老会”道光十年（1935），湖北江陵县人郑老鼠在湖南澧州、安乡边界与阿弥子等人纠约八十八人拜会，以会内之人孤身者居多，取名孤老会。分南北二字派，由郑老鼠、阿弥子分别管束。同伙之人，皆须允其于家中躲避。南方派窃得财物，交郑老鼠变卖，北字派窃得财物，交阿弥子变卖。所得钱文皆由郑老鼠作三股派分，郑老鼠阿弥子共得一股，行窃之人得一股，存一股留作帮助照料其他人之用，倘被官差拿获，不许逞凶拒捕，不许扳供同伙。如遇村民欺凌，同会之人互相通知，以便帮助。这些只许偷窃，不许抢劫、不许拒捕的规定，其精神实质与边钱会完全一样，反映了窃贼的共同心态。孤老会按南北字派分脏的结会方式，后来也为其他乞丐、窃贼帮会所吸收，故亦称为“南北会”。
上述种种会党组织都以乞丐为主要会众成员，故而我们将其作为丐帮之一类，但它们是特别的一类，因为这类组织无论就其组织目标、群体活动，还是组织规范都与标准的或典型的丐帮相去甚远。边钱会、罗筐会、孝义会、红黑会、孤老会、花子会等组织与其说是丐帮之一类，毋宁说是会党之一类。这些组织的活动目标、内部组织结构与哥老会、天地会等帮会组织颇为相近，在此我们仅将其论列，以便读者全面了解。下面我们重点分析的丐帮组织，则以第一类为主要对象，间或涉及第二类，即官办丐帮或亦官亦民的丐帮组织。
三丐帮的特质（1）
①以首属关系为核心的初级群体
丐帮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群体，是乞丐者流在其长期的行乞生活中为着某种工具性需要（如乞讨的便利、乞讨资源的分配、互助互济、形成某种集体的力量等等）和表意性需要（如切磋学习、感情交流、相互慰藉等等）而自然形成的。就此而立，丐帮有类于社会学上的所谓的“初级群体”或“首属群体”，按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库利和米德的说法，初级群体或首属群体是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它以血缘关系、感情关系、个人关系为人际交往—互动的主要关系形成，由引在群体内部形成带有强烈人格色彩的初级关系；这种群体以约定俗成的习惯为行为准则和规范，它是人类生活中最初始的、最基本的群体形式，家庭，邻里、村社、宗族、公社等等可视为初级群体的典型代表。
如果我们以此为标准来剖视丐帮内部的群体结构，它显然是带有浓厚的初级群体特质的一种社会群体。
首先，从丐帮形成的途径来看，它是自然形成的。
丐帮是众多乞丐在长期行乞生涯中为着自己的生计、为了维系共同的生活方式而联合起来的。这一过程大约在宋代前后即已完成。乞丐者流从零散的、游动不定的、个人的行为发展形成为结帮成伙，以某种集团行为出现于世上，其间没有外力的强制与干预，也不是社会为了某种特定的功能目的而人为加以组织，它纯粹是自发的、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当然，贫困的普通化、城市的日益世俗化、商品经济的发达、乞丐队伍的扩大、其他秘密民间会社之兴起都对丐帮之形成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因素只是以环境条件的形式对丐帮形成提了一种背景和土壤，创造了一定的机会，至于丐帮的形成，则主要是——乞丐在长期的同质活动中，经长期的互动交往而自然形式的，而不是社会外力强制的结果。
其次，从丐帮内部的成员互动关系来看，它是一种以首属关系为主的社会群体。
丐帮虽有丐首，或曰丐头、杆上、团头、甲头等等，丐头与普通成员之间也有严格的等级关系和权力隶属关系，然而这种等级权力关系多以宗法式或类亲属关系出现的，并非正式组织的政治分层关系，丐头与普通成员的权力关系来源于宗法权威，而不是政治体系的赋予。因此是非正式的、不甚严格的。除丐头而外，众多丐帮成员之间没有明显的地位身份差异，他们多以兄弟相称，以辈份为序排列尊卑，成员间的交往互动以随性的、个人的方式进行，较少受到成文规范制度的约束，人际互动呈现出浓郁的人格化特征。因此，丐帮成员间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首属关系，丐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