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第6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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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思想家孙奇逢有句名言:“风波之来,固自不幸,然要先论有愧无愧。如果无愧,何难淡然当之。此等世界,骨脆胆薄,一日立脚不得。若做好男子,必须经磨练。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千古不易之理也。孟浪不可,一味愁闷,又何济于事?患难有患难之道,自得二字,正在此时理会。”
纪晓岚经过卢见曾一案的牵连,经过二年多西域风霜的锻炼,洞视人间的世态炎凉,功名利禄之心大减;恃才傲物的性格为之一变,变得世故老到起来。这未尝不是一种收获。
也可以说,纪晓岚是中国士人中少有的由聪明变“糊涂”的人之一。他以后在乾隆身边几十年,除完成旷世大典《四库全书》外,久居高位,但“一无建白”,因此“平生恒内愧”,但正是这种淡得无味的生活,才保全了文网严密、专制酷烈下一个知识分子的躯体。
这是一个只需要英明皇帝的时代,这是一个只需要臣仆和奴才而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多少年后,大才子梁启超入木三分地说:清代是一个不需要名臣的时代,而一旦“为名臣、为名辅、为名将,其性命之虞至矣。”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极富理想主义,也以儒家的“兼济天下”为己任。但同时,他们又是实用主义者。在逆境中,往往又取老庄人生哲学以为自己的目标。大诗人白居易早年仕途顺利,“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他当时在朝中任谏官,刚直敢谏,是极优秀的官员。他的“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之类诗句,完全是舍生取义的架式。这正是儒家入世精神的精髓。
但白居易在开始遭受挫折,被贬到江州任司马,他反省自己的前半生,说:“三十气大壮,胸中多是非。”似有悔恨之意。后期生活,佛老思想占主导地位。他将儒家“乐天安命”、道家“知足不辱”、佛家“四大皆空”融合到一块,浮沉于宦海,成为世故的官僚。他的好友刘禹锡描绘晚年的白居易说“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非常确切。他虽然一直在作官,但他已经不关心朝政了,所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世界尽不关吾事。”所谓“大隐隐于朝”,他晚年走的正是朝隐的道路,而且他晚年念佛茹素,俨然是一位居士了。
道家学说对失意士人来说,的确有精神调节的作用。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在思想方面对儒家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魏晋玄学兴起的重要原因,在于官场黑暗,政治斗争残酷,士人视仕途为畏途,惧怕当官又不能不当官,身在官场回避官场的倾轧,内心具有莫大痛苦。我们从阮籍的《咏怀》诗中很容易看出当时士人的焦虑、困惑、迷惘甚至恐惧的心理: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在政治恐怖的高压之下,避世远祸,成为士人很容易选择的道路。当政治黑暗、仕途特别险恶的时候,佛老思想往往盛行,隐逸之士便多了起来。
“万里从军鬓欲斑,归来重复上蓬山。”回到京师的纪晓岚经过谪戍乌鲁木齐的挫折,心理气质发生了很大变易,他的心路历程走着同白居易、苏东坡等等名士—样的路径。“早岁登金马”的意气飞扬不见了,他像受了伤的败鹰已经不能引翅高飞了。后期的纪晓岚一天天走向深沉。在因罪谪戍的日子里,他认真反省个人经历,由此而生颇多悔悟,为此,他在多封家书中殷切叮嘱弟弟秀岚放赈施药,劝诫琳妹勿鞭捶婢女,训诫诸子“四戒四宜”:勿持傲慢,勿尚奢华,勿轻贱农夫,勿盛气凌人。他还在家书中语重心长地向家人讲述世禄之家盛衰荣枯、盈虚进退之理。对生活真实的贴切认识,使纪晓岚在乌鲁木齐时的心情“反较京华畅适。”
同时,谪戍乌鲁木齐的经历也使纪晓岚对君主意志的随意性、官场的险恶与人事的炎凉有了较为真切的体会,一种人生空幻感与迷漫感伤的情绪不由萦绕心间。他曾为从乌鲁木齐携回的一砚赋诗:
枯砚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
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
在昔日朋友疏淡之时,纪晓岚倒为老仆人王德的“义气”所感动。他在写给弟弟秀岚的信中直抒胸臆,打算回家拜望久违的乡亲。四年远别,今日重来,城郭依然,而市廛景象非复旧观,能不令人兴今昔之感吗!他的仆人王德,纪晓岚出京时他恳乞随行,纪晓岚念其年老,远赴西域,于心不忍,遂转荐于董尚书,不料其犹恋恋于故主。纪晓岚人刚入都门,他已肃候道左矣。纪晓岚为此大发感叹:“当此世道凌夷,人心不古,士大夫都尚锦上添花,殊少雪中送炭,而奴仆辈反能不忘故主,甘同患难,实属难能可贵焉。”
纪晓岚并未因为官场的险恶就消极避世,仍然是积极入世,大隐于朝,出淤泥而不染,从而既保证了生前荣华富贵之身,又保证了身后万古流芳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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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对子孙教诲不倦,对晚辈疼爱有加。晓岚在写给夫人马氏的家书中,训诫诸子要做到“四戒四宜”,即“一戒晏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并说“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虽仅十六字,浑括无穷”,“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叮嘱马氏夫人“细细领会”,“铭诸肺腑,时时以之教诲诸子。”他在其余诸多家书中也谆谆教导诸子,勿持傲慢,勿尚奢华,勿盛气凌人,勿鞭挞仆婢,勿轻贱农夫。他还在家书中语重心长地向家人讲述世禄之家盛衰荣枯、盈虚进退之理。
纪晓岚共有四子:长子汝佶、次子汝传、三子汝似、四子汝亿。长子汝佶,字御调,生于乾隆八年(1743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三十年举人,候选知县。娶宛平县(今属北京市)吏部稽勋司郎中张模之女为妻,生子六人。《大清畿辅书徵》载:“御调字侠如,又字半渔,有《半舫诗抄》。”次子汝传,字绪承,生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九月十三日,卒年不详。由《四库全书》馆议叙,历任湖北布政司经历、江西南昌和九江等府的通判。娶河北武清县赵晶之女为妻,生子五人。三子汝似,字象庭,生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年不详。由鸿胪寺序班加捐广东候补知县。梁绍壬《两般秋雨庵笔记》载:“鸿胪寺序班一官,皆考取大(兴)宛(平)生员为之。河间纪象庭二尹,晓岚宗伯之少子(此乃梁氏误记,当作三子)尝为此职。”娶河北文安县井其相之女为妻,没有子嗣。四子汝亿,字万斯,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年不详。娶河北深州田自福之女为妻,没有子嗣。
纪晓岚有女三人:长女嫁给山东德州卢见曾之孙卢荫文,次女嫁给长山(今山东邹平县)袁守诚之子袁煦,三女许配给河北献县戈源之子,未嫁而亡。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滦田消夏录》卷五第三十八则牛饱蘸依依难舍之情,记述了三女儿同他父女情深的极为感人的一幕:三女卒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夏至那一天,只有十岁。夏至前一天,亦即五月初八,三女已病危,当时的纪晓岚正在安定门外的地坛主持祭地大礼,难以离开。三女忽自言自语道:“今日初八,吾当明日辰刻去,犹及见吾父也。”家人问她何以知之,她却闭上了眼睛,不做回答。纪晓岚初九归邸,果然还来得及为她送终。待她气绝时,墙上的洋挂钟整整响了八下,正是辰正时刻。由此亦可见纪晓岚同儿女们感情之一斑。
对长子汝佶,纪晓岚格外疼爱。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的附记中说:“亡儿汝佶,以乾隆甲子生。幼颇聪慧,读书未多,即能做八比。”遗憾的是,汝佶虽极负才华,惜不永寿,享年只有三十三岁。纪晓岚认为,这都是因为汝佶“见《聊斋志异》抄本(原注:时是书尚未刻),又误堕其窠臼,竟沉沦不返,以讫于亡。”由此可知,纪晓岚极力非难《聊斋志异》,除了文学观与蒲松龄不同外,还有失子之痛这一层关系在内。
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的附记中又十分伤感地说:“其遗诗遗文,仅付孙树庭等存乃父手泽,余未一为编次也。唯所做杂记,尚未成书,其间琐事,时或可采。因为简择数条,附此录之末,以不没其篝灯呵冻之劳。又惜其一归彼法,百事无成,徒以此无关著述之词,存其名字也。”汝佶出生时,纪晓岚只有二十岁,他极喜欢这个宁馨儿,并对其寄有厚望。他叮咛长子要遵照《论语·季氏》中“三友”的教诲,小心谨慎地交朋友,千万不要上当受骗。纪晓岚与汝佶定然有过一段父子相悦、共享天伦之乐的温馨生活。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纪晓岚已是七十岁的古稀老人,汝佶亡故也已十七年,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卷三第二十五则中无限深情地回忆起,当他被谪戍乌鲁木齐的时候,汝佶去山东泰安投奔他的门生朱子颖知府。
朱子颖送给汝佶一方大理石镇纸。这方镇纸是明代王寅的故物,天然纹路十分精美:“一面悬崖对峙,中有二人乘一舟顺流下;一面作双松欹立,针鬣分明,下有水纹,一月在松梢,一月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