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没有女性-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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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詹钦科招呼我坐在餐桌旁。她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共青团工作者。
　　“您猜，我和她有多少年的交情？”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介绍我们认识后说，“战后已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友谊……”
　　“您可千万别打断她讲话，”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提醒我，“她要是说话停下来，就会哭了。我是了解她的……”
　　“茶早已准备好了吧？我去端来。”
　　“你坐着，我自己去……”
　　哦，她们多么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岁月中去啊，哪怕仅仅是想一想太可怕了。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丘达叶娃（中士，高射炮炮长）说：
　　“是什么激励了我这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小姑娘千里迢迢奔赴前线？西伯利亚，可是所谓的天涯海角呀说到天涯海角，这是一位联合国代表在跟我谈话时提出的。他在博物馆里不知怎的盯上了我，我起初很不好意思。后来他走了过来，通过译员请求丘达叶娃太太接受他的采访。不用说，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我能跟他谈什么呢？我能说的，只能是在博物馆每天都讲的东西。而他显然对这些不会感兴趣。一开始，他当然对我说些恭维话：‘您如今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您是怎样经历战争的？’我对他说：‘这恰恰证明了，——如果您能理解的话，我们是在非常小的年纪上前线的。’可是，使他激动的是另一件事。
　　“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在他心目中，西伯利亚是天涯海角。‘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来，最使您感兴趣的是，当时是否发出了全民总动员，为什么我，一个女中学生，也上了前线？’他点了点头，承认我说对了。‘那好吧，’我说，‘我这就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就向他讲了我全部的生活经历……
　　“我母亲是什么样，我一点都不记得。她早就死了。父亲当过新西伯利亚县委特派员，一九二五年，他被派往他老家那个村子征集粮食。当时国家很需要粮食，而富农们却把粮食藏起来，宁可让粮食烂掉。我那时才九个月。母亲想和父亲—起回老家，于是父母就一块儿回来了。妈妈把我和姐姐带在身边，因为那时没地方寄养我们。爸爸曾经为当地一个富农家扛过长活，他晚上在会上吓唬从前的东家说：我们知道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们不主动交出来，我们找出来可就要全部拿走。
　　“会开完了，我的所有亲戚都聚在一块儿。我爸爸兄弟五个，后来他们全都和爸爸一样，没有从卫国战争中活着回来。当时，他们坐在一起欢宴，吃西伯利亚的传统饺子。长凳是直着朝窗户摆放的，……母亲正好坐在窗前，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父亲，父亲这次恰好没靠窗子坐。那时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亚，这个时节还是很冷的。母亲大概觉得身上冷（我是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她站了起来，披上父亲的羊皮袄，解开胸怀给我喂奶。这是传来‘半截枪’（为便于携带而把枪筒截去一段的步枪。）的枪声，开枪人瞄准的是我父亲的羊皮袄。……母亲只来得及说了声：‘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滚烫的饺子上。那时她才二十四岁……
　　“我的祖父后来当了本村的苏维埃主席。他是被敌人用毒药毒死，又扔到河里的。我保存了一张照片，是安葬爷爷时拍的。在灵柩上方有一个挽幛，上面写着：‘他死于阶级敌人之手。’“我父亲是国内战争的英雄，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铁甲列车指挥员。一九三一年他荣获红旗勋章。那时，这种勋章是极少的，尤其是在我们西伯利亚，这是莫大的荣誉和尊贵。父亲的身上有十九处伤，简直没一块好肉了。母亲曾经介绍介绍说（当然不是给我讲，是给亲戚们讲），捷克白匪那时判处父亲二十年苦役。母亲请求与父亲见一面，当时她正怀着我姐姐塔夏，已经是最后一个月了。在监狱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坏蛋们不让妈妈从这儿走着过去看父亲，命令她：‘布尔什维克母狗爬过去吧……’她再有几天就要分娩了，就这么在长长的水泥走廊上朝父亲爬去。他们就是这样安排我父母相会的。妈妈简直认不出父亲来，他的头发全白了……
　　“既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眼前有这样的父亲，当敌人又来糟踏我们的国土时，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在家安坐？父亲真是饱经风霜……三七年有人告他的黑状，陷害他。后来他设法求见了加里宁，于是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我父亲的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
　　“您想象一下四一年的情形吧。我还记得中学时代最后一次下课铃。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理想，唉，这就叫女孩子。开过毕业晚会，我们坐船去鄂毕河上的一座小岛。我们离开市区时，城市还是老样子，样样都很正常。我们是那么快乐而幸福……象俗话所说的，都是没被男人吻过的黄花少女，我们这儿甚至连男孩子也看不到。一直玩耍到天色破晓，我们才离岛回城，‘而这时整个城市已经沸腾了，人们都在哭。到处在议论：‘战争战争’所有的无线电广播都开着。我们却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战争？我们是那么幸福，酝酿着各自的打算：谁上哪儿学习，选择什么职业……可是突然冒出了一个战争！成年人在哭，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我们彼比安慰，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会敲碎法西斯的脑袋瓜！’——这是战前大家都爱唱的一支歌：我们即将越过国境去追歼敌人……一直到家家户户都得到阵亡通知书时，我们才开始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州小。
　　“我父亲开始没有被批准上前线。但他一次次到兵役委员会去。父亲终于走了。他身体不好，满头白发，患肺结核，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的。对他来说，年龄又算得了什么？他还是走了，而且参加了钢铁师团，即当时所说的斯大林师团（斯大林的名字意为“钢铁”。—一译者注）。师团成员很多都是西伯利亚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没有我们，战争就打不下去，我们必须参战。快快发给我们武器吧！我们也跑到了兵役委员会。二月十日，我上了前线。继母痛哭着说：‘瓦丽娅，你不要走……你能行吗？你还这样小，这样瘦弱，你算哪一门武士呀？’我从小得过佝偻病，持续了好多年。那是在我亲妈被打死后得的，直到五岁我连路都不会走……可是我的勇气也正是由比而产生的。
　　“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走了两个月。两千名姑娘，装了整整一趟军列。每节车厢里都有指挥员，指导我们训练。我们学习了通信联络。列车开到乌克兰，我们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轰炸。我们当时正在进行卫生检疫和洗澡。我们洗澡时，那儿有位大伯在值班照管澡塘。我们在他面前洗澡，真难为情，就是嘛，我们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可是轰炸—开始，我们全都奔到那位大伯跟前求救。我匆忙穿上衣服，用一条毛巾包住头，我这条毛巾是红色的，我们—奔出澡塘，一个上尉，简直还是个大男孩，冲着我就喊起来：
　　“‘姑娘，快到避弹所里去把毛巾摘掉！注意伪装……’“而我却从他身边跑开了：
　　“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我不相信他：
　　“‘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我跟这位年轻的上尉吵了起来。这个大男孩，顶多只大我一岁。
　　“发给我们的军大衣又肥又大，我们穿上这种大衣，臃肿不堪，活象捆庄稼。走不成路，动不动就摔倒。开始，适合我们穿的靴子也没有。靴子不是没有，可全是男人的尺码。后来给我们换了一种靴子一—靴头是红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这下我们可神气十足了！
　　“我们都很瘦小，套头上装穿在我们身上，简直象条大袍子挂着。凡是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能穿合体的衣服。再说，我们还有别的要求。到底是姑娘家！司务长来给我们量身材，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这时，营长过来问：‘怎么样，司务长把你们的必需品都发了吧？’司务长只好支吾着：‘量了……会发给的……’“我在高炮部队当通信兵，天天在指挥所值班，搞通信联络。如果不是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也许一直到战争结束我还会当通信兵的。得到噩耗后，我就向上级申请：‘我要报仇，我要清算法西斯欠下我的血海深仇。’我想杀人，想复仇，想开枪……虽然上级劝我，说炮兵部队的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我向团长写—了申请报告，他拒绝了。于是，我考虑了一下，直接给师长写了信。师长克拉斯内赫上校来到我们团，集合起全体人员，间道：‘想当炮长的姑娘是哪一—个呀？’我站了出来。我是什么模样啊小小的个子，细溜溜的颈子，而且还挂着一支冲锋枪。枪很沉，有七十一发子弹……可以想见，当时我是怎样一副可怜相……师长看了看我，说：‘你想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想射击。’我不知道师长在想些什么。他久久地打量着我，然后猛地转过身子，走了。‘完了’，我想，‘没指望了，准得拒绝。’不料过了一会儿，团长跑过来对我说：‘上校同意了。’……
　　“我进行了速成训练，时间非常短，只有三个月。我就这样当上了炮长。确切地说，我被吸收进一三五七高炮团了。最初那段时间，炮声震得我从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肠胃痉挛得厉害……夜里还不怎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象飞机就冲着你飞来，直对着你的大炮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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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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