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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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社会过程31
了达到这种程度,总是要以贪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冲动为前提的。占有的意识成为统治一切的东西,这并不是像马克思所阐述的那样,是人由于货币而异化的一个后果。 相反,是货币使这一进程运动起来。 只有在人已经完全充满了对货币的贪欲的地方,货币才对人获得这样的力量,以至对人来说,其他一切东西,无论是物还是人,都只有与货币发生关系才具有意义。只要在人完全沉溺于贪欲的地方,就会出现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描绘过的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货币占有者不是把货币储蓄起来,而是让它工作,由此他就成为资本家。他购买了人的劳动力,为的是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关键在于所创造的财富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工资和机器的支出以及其他费用。这就产生了利润,利润当然主要被用来扩大生产。 对于马克思来说,情况是这样的:工人们通过生产日益完善的发展虽然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而且越来越多,但是,工人自身却日益贫困化和片面化。 全部财富都积聚在资本家手里。与此相反,贫困却日益集中在工人们身上。竞争为越来越少的人造成了日益增长的财富,把所有其余的人越来越深地抛入无产阶级之中,抛入贫困化之中。马克思认为,在这一发展的终端,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清除一小撮资本家。西方工业国家在上一世纪的发展,起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趋势的。 对于贪欲在多大程度上作为社会过程的推动力量而得到了贯彻,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羞耻的标志。 然而,即使在当时,也存在有许多超越了社会角色差别的人性的共同体的例子,甚至在工人和企业主之间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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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毫无疑问,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这样的例子太少了,特别是对剥削的法律限制太少了。尽管如此,贪欲并没有长久地保持为社会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不仅是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还有社会立法的创造法的想象力,都开启了不同的道路。 马克思建立在贪欲的自发控制之上的部分预言都没有应验,应该归功于此。 工业国家中全体居民日益增长的福利、由此而被加强并且反过来造成新的福利的工业兴旺、以及日益发展的所谓服务性行业的职业阶层,即新的中产阶级,⑤
所有这一切都开创了一个与马克思已经预见到和能够预见到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过程的方向。 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控制由此被打断了。即使在这方面,人们也不可以像那种反共产主义的仇恨过于轻率地所做的那样,期待不容变更的自发发展。对整体负责任的考察,不承认事物发生的任何自发发展的那种创造法的想象力,以及在一切情况下促成和更新共同体的爱,在任何地方都是必要的。 只有它们才能够把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的自发发展中,同时也从其他的自发发展中解放出来,并且卓有成效地塑造它的未来。随着工业中劳动时间的缩短而明朗化的社会发展的新转变,在这个方向上提供了过去时代所无法提供的机会。人们必须合乎人性地安排新的空闲时间。⑥这个任务可能过去没有被注意到。当在人身上没有唤起和培养更深刻的需求的时候,空闲时间就被单纯的消遣所浪费掉了。在今天,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我们面临着一种新教育的任务。但是,只有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作为一种统一变得可以理解的时候,教育才是可能的。只有借助于它与现实的统一的关联,专业知识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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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社会过程51
殊技能才获得了符合人性的意义。今天,世俗化了的教育界还在继续对现象的多样性中找到一种统一的可能性感到绝望。然而,如果从根本上来说,在清醒的意识中的人类生活应该是可能的,那么,就必须克服这种绝望。不过,现实的统一在事实上再也不能以世俗化了的方式来理解。在这方面,这种思维只能一再达到伪宗教的设想。 只有对我们的传统在《圣经》中的起源,对《圣经》中作为创造者建立了现实的统一的上帝进行新的思索,才能胜任由我们的社会情景提出的教育任务。如果我们重新认识到建立在上帝之中的一切现实东西的统一,那么,满足于由现代化宣传工具所造成的灌输的那种精神惰性也将会消失。着眼于现实的统一,将唤醒创造性地克服现实的多样性的力量。 它还将唤醒把多种多样的东西结合成为统一体的爱的力量。 当然,即使这一点也再次仅仅适用于在《圣经》中上帝的光照中对现实的统一的真正理解,从耶稣基督的上帝出发,所有事物的统一都是由爱建立的,即由超越一切分离和痛苦来寻求共同体的爱建立的。 只有从这样的爱的力量中,人们才能够——每个人在自己的份额上——感知到对现实的统一的创造性责任。
注 释① 参见波皮茨(H。Popitz)
,《异化的人—青年马克思的时代批判与历史哲学》,1953年版,第109—170页。 此外,请参见蒂尔(E。Thier)
,《青年马克思的人的形象》,1957年版,第22页以下。 重要的还有蒂尔的证明,即马克思关于占有的意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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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赫斯(MosesHes)
相吻合。② 波皮茨,同上着,第12页以下。③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Hofmeister编)
,“哲学丛书”
卷一二四a,1955年版,第182—256节。 黑格尔看到了由于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化(第198节)
,他把货币看作是这样一种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所有一切商品的抽象价值都成为现实的”
(第204节)。他意识到了被市民社会从家庭的纽带中分离出来的单个的人(第238节)
的贫困化的危险(第241节)
,并且要求对此采取有计划的公共措施(第242节)。
他看到了双重化积累的趋势: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
(第243节)
,以及“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
(第244节)。
黑格尔认识到,群众的贫困化迫使由于国民产品的过剩而占领外地市场(第245—246节)
,以及获取殖民地(第248节)。
而所有这一切竟然早在1821年就已经说出来了!
但是,这些洞见并没有导致他像后来马克思所做的那样预见和要求革命。黑格尔对社会矛盾的认识的深刻性几乎不亚于马克思,但是,按照他的观念,社会矛盾应该通过法(第206节以下)
和伦理国家的权威来克服(第258节)。
因此,他强调了这两者相对于“需要的体系”
的独立性。关于黑格尔的设想的根源和动机,请参见罗尔莫色(G。Rohrmoser)
的《主体性与物化——青年黑格尔思想中的神学与社会》,1961年版,第75—92页,特别请参见李特尔(J。
Riter)
的《黑格尔与法国革命》,1957年版,第34页以下。④ 即使这一点黑格尔也曾经强调过。 参见《法哲学原理》,第207节。⑤ 泰默尔(W。Theimer)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1957年第2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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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页以下)
一书中对此做了简短的论述。⑥ 这里涉及到李斯曼(DavidRiesman)
的《孤寂的群众》(1956年版)
一书的主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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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传统与革命
现代人与某种像传统一类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再也没有一种可靠的关系了。在此,不仅仅这种或者那种传统成为可疑的,而且对流传下来的生活形式和思维形式的重要性的意识本身也正在消失。无论是涉及到一种生活风格及其规则,还是涉及到宗教、艺术、文学的精神传统,今天,传统的东西的约束性力量到处都显著地受到削弱。 人们也许怀念过去世世代代从自己生活所依的传统中获取的依靠。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一再出现的对一切传统的厌恶,最终在本世纪初爆发了出来,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不再以同样的力量出现了。 人们再也不需要反抗真实地或者虚假地成为表面的生活方式。 即使在存在这样一种态度的地方,它在对今日总体局势的考察方面也太空洞了,以至不可能再引起狂热的运动。如果人们想说出某种本质的东西和引导人继续前进的东西,那么,陈旧的文化批判的药方今天已经不再够用。 我们的时代在人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的特征,正是在极不相同的领域里可以看到的无形式性。 当代一些现象的深不可测性有时也许唤醒了对传统生活形式的保护性力量的感觉,没有这种力量,对我们来说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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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传统与革命91
重要的内涵就必然会瓦解。然而,即使在人们出自对现代生活的虚无主义倾向深深感到恐惧,而有意识地转回到我们的传统的残余,或者干脆转回到已经没落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地方,传统的东西也不再被看作是不�